陈独秀的最后时光与简陋遗物

在1942年5月，江津的天气湿润，时常降雨，泥泞的道路使得出行变得困难。鹤山坪的石墙院座落在青山之中，周围被田野环绕，每当雨水浇灌，路面便变得泥泞不堪。院子里住着一位六十三岁的老人，满头白发，身体瘦弱，身穿一件洗得变形的灰布长衫，袖口磨损，领口打了补丁，整件衣服显得松垮，有些像是借来的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正经吃东西，食物一旦入 stomach，便又吐了出来，仿佛肚子里堵着一团棉花，甚至喝水也会引发呕吐，吐出的全是酸水。

在5月12日，他请求妻子潘兰珍去摘些蚕豆花，泡水喝，听说这能降血压。老人一直有高血压的问题，早在他在南京监狱的日子里就已显露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病情加重，一到发作便感到头晕，需扶着墙壁才能保持站立。潘兰珍将蚕豆花采回来，摆放在竹筛子上晒干，那些花儿正值盛开，洁白的花瓣上带着紫点，架在阳光下微微低垂。若干天后，有些花朵开始变质，散发出酸腐的味道。潘兰珍考虑将坏掉的花摘掉，老人却说不必，浸泡后仍可饮用。

终于，他喝下了一杯蚕豆花水，午后感觉肚子异常胀满。晚上，一个好友从城里前来拜访，他们聊了会，享用了简单的便饭。盘子里的四季豆是潘兰珍从田里采来的，用猪油炒制，撒上少许盐，老人食欲大开，吃了不少。可到了夜里，他便开始呕吐。潘兰珍原心慌乱，因石墙院离江津县城相距逾三十里，山路崎岖，夜里哪里寻医。在无奈之下，她只能烧水，用毛巾为他敷额头。老人躺在床上，面色如纸，满头冷汗，呼吸急促而微弱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强撑着身子从床上起身，坐到书桌前。桌上摊着他写了近四年的稿纸，拿起笔时手指颤抖，几次在纸上戳出墨点才稳住。他继续执笔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，直到笔触抵达“抛”字处。他顿住思考，最终将笔放在砚台上，发现墨水已然干涸，笔尖上的墨也冷凝。他不再勉强，推开椅子缓缓起身，扶着桌子站了一会，转身回到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此后，那支笔再未被触碰。

“抛”字成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里最后的字。潘兰珍收起那摞稿纸，整齐地用一块洗得褪色的蓝布包好，藏入床底的藤条箱中。这只藤条箱是他们一同迁徙的痕迹，经历了从南京到武汉、再到重庆和江津，一路的颠簸使得箱子磨损得严重，边角露出。

箱内还存放着几件换洗衣物，都是打了补丁的，另有一双磨薄的布鞋即将穿坏。几封友人的来信用橡皮筋捆着，字迹各异。同样，还有一个布包，包得严严实实，打开后，里面有五只碗。这些古瓷碗形状不一，釉色各异，有的带有裂纹，有的清雅，因曾用过而又修补过。

这五只碗是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度过的五年时光中积攒下的。当年1932年10月，他在上海被捕，夜间正埋头写作，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，随后便被押往南京监禁，那时他五十三岁，身为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中共的创始人，命运却将他送进了监狱的深渊。

监狱之内的生活与外界截然不同，铁门高墙，电网森严，每日只有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。牢房虽然不大，配备了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墙角处端着一个马桶。窗户高得让人不得不踮起脚才能看到一片天空。尽管困于囚笼五年，他却没有被打垮，反而将囚室视为书房，每日恪守读书写字的习惯，直到出狱的那天，手中只提着一篮旧书和这五只碗。来接他的人有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和妻子潘兰珍，包裹中不见十万大洋，也无向延安的求助，唯有这些承载着浓厚时光的简陋物件。